真宗末年属疾,每视朝不多语言,命令间或不能周审,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,而非也。钱文僖在翰林,有天禧四年《笔录》,纪逐日琐细家事,及一时奏对,并他所闻之语,今略载于此。寇莱公罢相之夕,钱公当制,上问:“与何官得?”钱奏云:“王钦若近出,除太子太保。”上曰:“近上是甚?”云:“太子太傅。”上曰:“与太子太傅。”又云:“更与一优礼。”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。时枢密有五员,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,后月余,召学士杨大年,宣云:“冯拯与吏书,李迪与吏侍。”更无他言。杨奏:“若只转官,合中书命词,唯枢密使、平章事,却学士院降制。”上云:“与枢密使、平章事。”杨亦忧虑,而不复审,退而草制,以迪为吏部侍郎、集贤相,拯为枢密相。又四日,召知制诰晏殊,殊退,乃召钱。上问:“冯拯如何商量?”钱奏:“外论甚美,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,三员副使,中书依旧一员,以此外人疑讶。”上云:“如何安排?”钱奏:“若却令拯入中书,即是彰昨来错误,但于曹利用、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,即并不妨事。”上曰:“谁得?”钱奏:“丁谓是文官,合入中书。”上云:“入中书。”遂奏授同平章事。又奏兼玉清宫使,又奏兼昭文国史。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。上云:“与平章事。”
按此际大除拜,本真宗启其端,至于移改曲折,则其柄乃系词臣,可以舞文容奸,不之觉也。寇公免相四十日,周怀政之事方作,温公《纪闻》,苏子由《龙川志》、范蜀公《东斋记事》,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,非也。予尝以钱《录》示李焘,焘采取之,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,亦非也。